最近，毛大庆先生和梁建章先生分别刊文，再次强调生育率降低对于中国老龄化的影响。

但我认为，虽然生育率降低会导致老龄人口比重有所增加，但是并不是老龄化的绝对原因。也就是说，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不是因为所谓生育率降低，而是出生预期寿命的延长。假如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老龄化问题则要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按照梁建章和毛大庆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出生更多的人口来面对人类寿命的延长呢？答案是否定的。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老龄化的出现与社会进步有直接关系，因为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会大大延长人均预期寿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预期寿命的提高都与国家的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而并不取决于生育率的下降，这应该说算是一个常识。

上述观点，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前提。

低生育率不是一个筐，能装进所有问题

关于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后来，统计局对于当时因各种体制原因导致的统计偏差进行了修订和调整，成为可引用的数据，即代表了国内官方统计结果，也得到了国际上包括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充分认可。而梁建章并不了解有关部门在人口生育率统计方面的具体过程，加之坚信自己的观点，选择采用并没有被官方对外公开的统计数据，这只是出于个人观点的需要，并不代表借此数据得出的判断是客观公正的。

因此，梁建章所列举的各项数据从基础上就出现了较大偏差。建议他可以去查阅有关方面正式发布的数据，相关的结果，以及具体分析和研究的资料。

梁建章提出，中国养老金出现的支付危机等问题，确实存在。当前各地之所以不愿意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就是原因之一。然而，真正导致养老金支付压力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低生育率。

支付压力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人口流入地区养老金缴纳率偏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保缴纳率在2019年只有21%，这是中国得以维持低成本劳动力的一个重要体制原因。如此低的缴纳率，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养老金支付。另外，在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和自主就业的城镇劳动力中，如何缴纳社保存在着严重的体制问题，也影响到对这些人未来的社保支付。

但不管怎么样，社保支付能力最终取决于地方的财政能力，而财政能力则主要由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就业水平决定。比如，在同样人口规模的地区中，一些地区的区位条件和营商环境等方面条件较好，另一些则较差，前者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远高于后者，显然前者未来的财政支付能力会比后者高很多，相应的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也就小很多。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知道，养老金支付是否有压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取决于生育率水平高低。

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非农就业能力下降，人口流出，显然财政能力不足。不仅仅是养老金难以支付，即使是行政办公的运转费用和公务员的工资支付都成为问题，总不能把这些问题也归结为所谓的生育率下降吧？

从关于养老金的讨论就可以看出，我和梁建章、毛大庆在讨论中经常遇到的一个较大的分歧就是，本来是由于其他的体制和机制以及客观条件等原因造成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问题，而他们都会将之归结为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所以就会经常出现因果倒置。

例如，科技竞争力下降或者是产业发展水平增长速度缓慢，梁建章和毛大庆都归结为所谓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如果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也不用讨论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打压和产业腾飞的压制，而中国现在在科技上同样遭受到美国的欺凌，也都可以归结为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虽然与广场协议的时间已经过去了40年，中国也出现了老龄化的迹象，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认同美国的科技霸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竞争能力面临什么样的未来，不用讨论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认为，在梁建章和毛大庆看来，生育率就是一个筐，只要对他们观点有利的就可以往里装。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只考虑所谓的生育率问题进而引申到老龄化问题，严重忽视了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更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