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意味着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一旦趋势确立，总人口将会逐渐减少。长久以来，人口学界、联合国等机构都十分关注人口大国中国的人口问题。

8月2日，人口与未来网主编何亚福告诉时代财经，官方机构以前也多次预测过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间。例如，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但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左右出现。

陈卫等研究者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从2013年开始，育龄妇女规模的持续下降，特别是20-29 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迅速下降，成为近年来出生人数下降的主导因素。育龄妇女规模下降造成的出生人数下降在2012 年仅6万人，2016 年超过25万人，而2018年和2019年超过30万人。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判断。”8月2日，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对时代财经表示。

“人口减少之前还有一个零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死亡人口数和出生人口数还在波动，今年可能出生人口多一点，明年可能少一点，大概有那么几年的时间，人口总量在零值附近波动。”原新进一步解释道。

该文章中指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

原新解释，人口学调查生育一般来说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一个家庭理想的孩子数应该是几个；第二，打算生育几个；第三，实际生育几个。总体来说，这三个指标在全世界都呈现递减。

何亚福指出，与过去的预测相比，这次国家卫健委把预测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提前了。

王广州、张丽萍指出，育龄人群养育子女的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教育和照料负担。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养育孩子的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有30%左右的认为是孩子的教育压力。认为有照料孩子压力的比例在14%左右。

此外，2021年，单路路等研究人员在《低生育时代子女性别因素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指出，职业类型、自身健康状况、子女数量、子女性别态度、第一个子女的性别都与二孩的生育意愿有显著关系。

8月1日，《求是》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为“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的文章，题为《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文中提到，目前国内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走低，“十四五”期间总人口将负增长。

在原新看来，生育养育成本比较高是基本事实，但积极的生育政策不光是钱的问题。除了金钱外，社会竞争的加剧、养儿防老观念的变化等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原新提出要给予更多的时间支持，比方产假普遍延长，给丈夫设置陪护假，还有一些地方给年轻人设置育儿假等。

正如卫健委文章所说，经济负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

因此，不少人口学家建议应从生育成本的角度去提升家庭生育数量，同时减少性别偏好的影响。

就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因素，人口学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

原新认为，从整个人口发展的规律来说，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已是常态化的现象。

在人力资源平台智联招聘发布的 《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 中显示，被问及“你认为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62.3%的女性认为生育是问题根源，而关于“职场中的生育顾虑有哪些”，有 64.5%的女性认为经济压力大，32.2%的女性担心失去自我空间和自由，还有23.1%的女性认为生育影响职业发展。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8月2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解释，中国低生育率的观念已经内化。90后、00后进入结婚生育年龄，面临较大竞争与经济压力，婚姻生育的意愿更低。

陈卫还指出，近年来，由于婚姻观念加速转变等原因导致生育率加速下降，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比以往预测的时间提前5-10年，人口峰值也比以往预测结果低1000-4000万。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压力方面，生育还会带来的一定的机会成本损失，例如女性提升学历或参加工作培训的机会、升职加薪的机会等收益损失。

对于人口负增长的概念，原新认为需要澄清一下，负增长不是去看具体某一年的值，而是是否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