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高单身率、高离婚率和低生育率的社会现象，并非是年轻人的欲望降低所致，反而是物欲过度膨胀、优先考虑个体需要，并在个人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也不愿将就的行为结果。婚配供需之间的鸿沟被婚配主体的定位偏差放大，两者合力导致城市男女婚配困难，引发严重的婚姻挤压。”这篇文章指出，高期望导致的婚配困难使东亚社会陷入低生育陷阱。

从家庭与社会阶层变迁视角来看:

“与西方社会对‘婚育分离'的宽容态度不同，东亚社会极其排斥非婚生育，因此，我国应对当下由婚配困难诱发的低生育风险保持万分警惕。”作者提到，对此，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把“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作为重中之重是非常有必要的。其指导原则是两性婚姻关系缔结本质是互相欣赏，通过婚后的用心经营来自我实现和彼此成就。婚姻无法追求最优选择，在合适的时机与合适对象做合适的人生转向非常重要，婚育的黄金年龄非常宝贵，择偶的机会窗口稍纵即逝，只有看清自己找准定位才能做出合适的选择。婚姻幸福与否在于婚后两性合作是否融洽，经营是否得力。无休止的筛选，自感不适后频繁切换筛选对象，只会激发不切实际的高期望，自毁良缘。只有当人们不再将庞大的欲望压在婚姻之上，婚姻才能轻装前行，才能真正地实现它的使命:情感与陪伴。

当前，中国至少有3000万左右适婚年龄男性因娶不上老婆而成为单身汉，这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贫困农村或者偏远的县区，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可能一生无婚、终老孤寂。大城市同样因为男女彼此嫌弃导致数百万的大龄剩男剩女，在目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发展趋势下，城乡之间异质婚发生的概率可能会更加渺茫，虽然中国社会仍坚守“普婚”文化，但老一辈的传统观念对子代的约束力越来越小，对子女不婚不育的宽容度上升。

文章提到，尽管大众传媒希望通过“凤凰男”与“孔雀女”的悲情故事言传身教，提醒公众选择“门当户对”式的婚姻可能更利于婚后和谐，但是某些“乡下土猪拱城市白菜”的宣言更是引爆了社会舆论的痛点-跨越城乡与阶层的婚姻缔结与维系是何其的困难。

进入现代社会，乱花渐欲迷人眼，人人都想拥有白富美、高富帅固然是不太可能，但的确人和人的差异、家庭和家庭的差异被彻底放大，如果恋爱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与合作，反而让自己背后的原生家庭成为博弈的一环，催生天价彩礼婚姻买卖这种违背公序良俗，甚至诱发人口拐卖等犯罪行为。

现代社会，尽管两性之间的职业分工不同，收入差距明显，但两性的经济独立性都大大加强，现代婚姻合作的制度成本太高，且有高择偶预期的人为阻隔，导致两性间彼此排斥的可能性不断增大。男女之间的择偶婚配是一种资源竞争(同性别)，也是一种资源合作(两性之间)。当两性之间不再热衷合作，而是选择等待彷徨甚至对立冲突时，一方面，说明婚育资源的竞争太过激烈，部分成员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婚恋期望与能力的不对等”使青年男女彼此拒绝，无奈选择走向了“两败俱伤”。但繁衍后代仍是人类的底层需求，婚育行为由于其鲜明的社会属性附带了许多高层次欲求，在没有受到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婚姻观念越传统，选择不婚的可能性越小;但是在相反情况下，婚姻观念越传统，选择不婚的可能性会更大。因此，男女婚恋困难可能是传统婚姻观念得以保留的标志，以终身不婚不育作为抗争，需要做出非常大的个体牺牲。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及其机制研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重点学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已发表在2022年05期的《中国青年研究》上。

“当前我国生育问题的核心是年轻人不愿结婚、生育，而不是生几个小孩的问题，未婚、不婚、拒婚人口的日益增加，很可能会加剧当前中国的低生育风险。”

日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苗国、助理研究员黄永亮撰文指出，登记结婚人数大幅下降固然有适婚人口总量下降的原因，但更要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普婚”文化的社会里，经济社会发展导致“剩男剩女”现象不断蔓延。相比东亚其他国家，尽管中国目前仍保持较低的终身不婚率，但历史数据代表的只是过往，因而无法推断未来趋势。作者认为，世界范围内督促育龄人群成婚愈加困难，“单身社会”愈加流行，东亚社会又与西方社会“性-婚-生育”三者分离的社会发展趋势不同，极其排斥非婚生育，由婚配困难可能诱发的低生育风险必须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