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经》的首篇《关雎》，汉代毛苌认为它的主题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可“后妃之德”和荇菜是啥关系，小毛公未明言（大毛公是毛亨，毛苌被称为小毛公）。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清）《康熙南巡图》

其实，古人以花象征女性生育能力，荇菜多花且花期长，繁殖力强，此为“后妃之德”的根本。在《诗经》中，桃、椒、木瓜、桑、葛、卷耳、芍药、瓠（葫芦）、芣苢（即车前草）、瓜瓞（一藤多瓜）等籽实较多者，均受赞美。不仅植物受牵连，动物也跑不了，如螽斯（蝈蝈）、玄鸟（燕子）、鱼等。

《诗经》现存305首诗，50首涉及生育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西方的古希腊文明也认同“多子多福”，古罗马亦鼓励生育，持续千年，人口增长速度却远不如东方。除文化差异外，制度缺陷、政策不力是主因。不过，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人口增长慢曾长期制约欧洲发展，却也是其率先步入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见，对人口增减不能一概而论，关键看能否有效控制，能否契合时代需要。

（清）徐扬《盛世滋生图》

周代开办相亲大会

各民族上古神话中，均有生殖崇拜，“女娲造人”即其一。传说周文王有100个儿子，和希腊神话主神宙斯有45个子女（不完全统计，其中37个与凡人所生），皆属原始文明孑遗。

周代鼓励多生。《周礼》认为，大司徒的职责是“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慈幼”居首，汉代郑玄注为：“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音如戏，意为赠送粮食）。”即生三子，官方派保姆，生二子，官方给食物。

鼓励之外，还有强制。

《周礼》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会（令）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青年男女不参加官方组织的相亲大会，得交罚款。

相亲大会在“桑间濮上”。桑树年久则空，似有怀孕之态，“桑间”即鼓励生育。濮上是风景区，适合约会。

学者战英在《简论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中钩沉，为鼓励婚育，周朝采取两种人口统计方式，即大比和书社。

周代负责统计地方人口的是乡大夫，每年登记，只记“有用的人”，即“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大比是每三年一次的户口清查，如数据不符，黜退乡大夫。

书社是“二十五家为社”，每社拥有土地面积、户口多少记录在册。

管仲鼓励生育有办法

春秋时，中原人口仅1000多万，且诸侯征战不已，各国均鼓励生育。

管仲提出：“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儒家的曾子也同意：“有人此（意为才）有土，有土此有财。”

管仲的办法是：“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即生三个孩子，母亲免役；生四个孩子，全家免役；生五个孩子，国家给保姆，还发两个孩子的口粮。

春秋末，越王勾践为打败吴国，推出新政：“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而二人，公与之饩。”

战国时，韩、魏、赵、秦等均建立“上计”制度，即地方官年底提交户口、税收等预算。商鞅时，秦国户籍制度最严密，不仅用来收税、征兵、派徭役，还用来“诛族”“连坐”。

商鞅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他出台《垦草令》，禁父子或成年弟兄同居一室，否则税收加倍，开小农生产“碎片化”先河。

农耕生产相对粗放，大庄园难落实个体责任，小农则后果自负，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小农抗风险能力差、缺乏资本，较少技术革新。在中亚精耕农业冲击下，尚能维持局面，一旦失去外部刺激，农业即陷入停滞，随着人口增加，易出现大饥荒。

此外，各诸侯人口政策太过功利性，致民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