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公开对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的答复，其中提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对建议中提到的“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进行探索。

国家卫健委在答复中称，曾委托吉林大学、辽宁大学等机构开展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相关问题研究。今天（2月19日）下午，记者联系到辽宁大学承担该课题的宋丽敏研究员。

宋丽敏现任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其承担课题名称为《东北地区低生育率形成机制研究》。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宋丽敏介绍，近年来东北三省的总和生育率位居全国倒数前五位。以辽宁为例，低生育率的成因更多是历史的，2015年以来出现的人口外流则与经济形势紧密相关。

宋丽敏认为，放开生育限制，就应该全面放开，不要再在数量上做文章，因为生育意愿是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递减的。在放开生育限制的同时，政府应该推出实质性的鼓励生育措施，比如税收减免、生育津贴、更多的假期等，形成鼓励生育的政策和文化氛围。

宋丽敏表示，预计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影响有限，从此前全国对双独、单独及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节奏看，如果东北试点放开生育限制两三年内生育情况平稳，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放开生育限制。

东北生育率低有历史和文化原因

新京报：国家卫健委同意东北尝试放开生育限制，是基于什么样的现实？

宋丽敏：东北的生育水平特别低，在全国排倒数前几名。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76、0.75和0.74；全国平均值为1.18。

同时，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趋势显著，人口外流比较严重。以辽宁为例，2015年人口净迁出4.81万人，2017年和2018年人口净迁出分别为6.8万人和4.4万人。

如果东北地区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有效增加就业机会，可能会缓解人口外流的问题。

新京报：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生育率低，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宋丽敏：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低，有特殊原因。分两个方面：首先是1970年代末期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才到东北参与经济建设，所以东北人口素质在全国来看也比较高。人口学上讲，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因此，在没实行严格控制生育政策时，东北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东北地区控制得比较严格。因为政策执行力度大，使很多人不敢违反生育政策，这又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相关，“单位人”多，易于通过工作、身份等进行控制。

前几年，我们在生育研究中提出了“生育意愿刚性”的概念，就是说：人口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低就很难提升，进而形成一种惯性，不愿再多生育子女。

另一个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北地区的生育观念、生育文化并不强，不像国内有的地区，有很强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

以辽宁为例，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0，而辽宁为112，表明辽宁人“传宗接代”的性别观念不强。因为辽宁是多民族聚居区，缺乏传统性的生育文化。

新京报：东北人口外流是什么原因？结构上有什么特点？

宋丽敏：人口外流与经济形势有关。2015年辽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体制转换及结构转型矛盾突出，人口出现了净流失。经济下行，影响居民的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及未来发展前景，所以就会出现人口外流。

我们用常住人口减去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发现，2000年到2014年，辽宁省年均净流入约5万人。从2015年开始，年均净流出5万人左右。

对于人口外流的原因，我们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做过微观研究，选择了1万多个样本，结论是：人口外流与经济增长速度、工资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人均资本水平关系最大。东北流出人口中的高素质劳动力对这几个经济变量尤其敏感，可以说，东北地区流失的是高素质的、年轻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流入的是年龄偏大的、教育水平偏低的人口。研究发现，流入与流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近两年。

放开生育限制就应该全面放开

新京报：辽宁被称作第一个主张鼓励生育的省份，请问近年推出过什么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