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疫情越来越严重，许多人难免联想起欧洲中世纪爆发的黑死病。有人暗自庆幸，中国没有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事件。

事实上，14世纪那场席卷整个欧洲“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中国汉末三国时期的人口消亡远超黑死病时期的欧洲。

今日的人们谈起三国，多将之比作一个异彩纷呈的英雄时代。无数的名士谋臣纵横捭阖，无数的君王将相逐鹿中原，无数的铁血英豪沙场称雄，仿佛这是一个让人无限憧憬的热血时代。

然而，在无数英雄豪杰的的辉煌背后，却少有人关注彼时中国的普通人经历着什么。

在这短短的数十年之间，中国的社会遭遇了一场灭绝式的人口锐减。

关于三国时期的人口，唐代杜佑写《通典》的时候，综合《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释以及晋代《帝王世纪》的数字，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人口数字：“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东汉桓帝永寿年间（155年-158年），有户，有口，这可以说是东汉人口的巅峰时期。而三国时期的人口数字只有汉朝人口极盛时的1/8。也就是说，7/8的人口消失了，十室九空绝不是夸张，这场人口灾难连欧洲中世纪黑死病都远远无法比拟。

有人会说，历朝历代战争造成人口死亡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但是，三国时期的人口损失确实高出了天际，相当于遭受了一次“灭霸式”的人口降阶操作。

三国英雄时代的每一帧高清画面，都是一幕用血肉堆砌的人间地狱。

在汉朝末年的无限战争中，无尽的杀戮几乎无日不休。

首先是开启三国时代的黄巾军大起义，在这场战争中，黄巾军在北方7州28郡同时俱起。张角、张梁、张宝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主力同皇甫嵩激战。其中，仅河北地区的黄巾军主力至最后就有二十万人战败被杀，皇甫嵩便于此筑京观（尸体垒筑的堡垒），而与之作战的东汉军队因为前期屡遭败绩，因而损失同样不可低估。

同样的，在河南颍川的黄巾军主力在覆灭之际亦有十三万人被杀，而青州徐州黄巾军在公孙瓒讨伐之时亦损失6万以上。这些战争伤亡仅仅是明确载于史料的数字，除此之外的南阳黄巾军、并州黑山军等各地黄巾军与官军的战争死亡人口更是无法计数。

这场死伤惨重的黄巾大起义其实只是三国大杀戮的开端。

董卓入洛阳以后，这个嗜杀的西凉人便大开杀戒，趁阳城春季祭社活动，将男子全部砍头，将妇女和财物全部抢走，洛阳周边人口稠密的郡县惨遭荼毒。董卓西迁长安时，将洛阳人口百万余悉数胁迫随行，“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

董卓死后（公元192年），部下李傕、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

不仅仅是董卓这样的杀神，后来奠定三国基础的曹操、孙权之辈也是残暴异常。

首先是复仇屠城系列：曹操攻徐州陶谦之时，在攻下取虑、雎陵、夏丘等五县后，为发泄自身丧父之怨，便把无辜民众全部杀掉，“泗水为之不流”。孙权在建安十三年（208）征伐黄祖的战争中，未报其射杀其父孙坚之仇，将恨意转移到当地民众之中，屠尽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之民。

对叛乱分子的镇压也十分坚决。如曹操镇压兖州叛乱，孙权屠皖城（今安徽潜山），司马懿屠上庸、屠辽东襄平城等。这种“叛我者必死”的政治正确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承认乃至鼓励，也是三国乱世政权中霸者不言而喻的潜规则。

战争中的投降者也往往难逃厄运。

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前，曾制定“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律，即对被包围后才被迫投降之敌不予宽大。袁绍与曹操决战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境内）时，袁绍军队溃败，曹操将投降的袁军士兵数万人全部活埋。曹操征关中时，曹丕镇守许都，河间田银、苏伯造反，其部众千余人被围后才投降，有人提议按法应一律处死，但程昱建议曹丕请示曹操赦免，后来这条法律亦修改了。

曹操在丢失兖州后，曾发生夏侯惇被劫持为人质事件，当时其部将韩浩不顾夏侯惇的安危，率部攻杀叛军，后来曹操高度肯定了韩浩的作法，并将此作为法律执行。

在各个割据势力互相角逐的过程中，割据军阀们经常出于自身粮草的顾虑与对征服地百姓的不信任，而放肆士兵在战争中进行残忍杀戮，从而让某些地区成为百里无人的“死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