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零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正式启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要素和主要动力，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中国的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是对全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各方面情况的周期性考察，以此我们能管窥10年间经济社会的变化，为未来的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方向和依据。

上周闭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并未像十八届五中全会放开“二孩”那样，出台新的放松计划生育的政策，这或许与“七普”有关。按照以往的经验，人口普查数据将在次年年中公布，届时，新的人口政策或将出台。

然而，中国大陆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趋势，并不会因“七普”的启动而停步。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四普”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口金字塔结构呈上尖下宽的增长型，20-39岁年龄段的人口数量最大，0-9岁人口次之，整个年龄构成属于年轻型。这表明，当时的青壮年人口比例高，经济社会发展拥有充足的力量和后备力量，而老年人口比例低，对社会资源的消耗少，整体而言，经济极富增长潜力。

而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计划生育的效果显现，中国的人口金字塔结构开始呈现为塔型下部向内收缩的缩减型，0-9岁新生人口数量极大减少，20年前正值青壮年的人口开始步入中年，在未来，这部分人口将成为中国老年人口的主力军。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不断增加，其结果便是不断严峻的人口老龄化。

按照国际惯例，15-64岁一般被列为劳动年龄人口。但在中国，当前的退休年龄上限为60周岁，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公民，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可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以16-59岁计。

适龄劳动人口是人口红利的来源。但这一部分人口的比重在“六普”后的第二年开始出现问题：2012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首度下降，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此后逐年减少。截至2019年，中国16-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绝对值下降了4000多万。人口警钟敲响。

当前，中国的养老保险实行现收现付制度，即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需要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改变了养老金抚养比。2010年至2019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抚养比由3.08降至2.53，意味着一位老人由原先的3个工作人口供养，减少到2.5个工作人口供养。社会的养老负担越来越重。

但其实，适龄劳动人口的负担远不止于此，除了“上有老”，他们还“下有小”。

负担如此沉重，解决办法无非两个：一是拓宽人口金字塔的底座，多生育子女，等到十几二十年后，期待新增人口转化为社会生产消费的中流砥柱；二是缩减养老群体的规模，延迟退休，立竿见影地改变现有函数。

先看生育方面的政策与实施效果。应对包括人口老龄化在内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出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直接缘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就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表态，“现在调整人口政策已经迟了，但总比不调整要好”。

从数据上看，本该在2010年前来到的第四代婴儿潮，仍然缺席至今。即使在2013年提出“单独二孩”、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激励下，新增人口的数量与速度仍然不尽人意。

第四代婴儿潮的缺席，与社保的健全直接相关，亦受困于和住房、医疗和教育“新三座大山”。

截至2020年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9.87亿人、2.12亿人、2.63亿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13.25亿人，覆盖了94.6%人口。

截至2019年底，全国医保参保率达到约97%，全民医保的目标接近实现。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老年生活有所保障，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被淡化，人们不再期望老年时能够从子女身上得到更多的赡养费。同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等观念也越来越难得到年轻一代的认可，生育子女所能获得的预期收入进一步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