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今天学习啦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

一、引言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转变的载体。城镇化不仅仅是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动，还包括城镇体系，如大中小城市构成、城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等的演化。在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背景下，城镇体系优化已逐步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决定》同时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口作为一种要素，城镇化与城镇体系演变作为资源配置过程，也应该在市场机制下完成，为此，首先需要认识来自市场的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力量。

忽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以2011年285个市为例，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5.32‰、4.9‰、4.0‰和0.752;当年市辖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15.7‰、6.5‰、73.5‰和4.682。可见，总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但是，应用传统人口流动理论解释城市增长有两个基本不足:首先，在传统的推拉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及新家庭经济学中，收入差距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但收入差距本身通常作为假设出现，外生于理论。实际上，城乡与区际差异导致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传统理论不能为这种互动关系提供解释和理论框架。

其次，传统人口理论中没有空间，不能为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城镇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解释。 相对于地区差距的外生性假设，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1]。人口分布通过集聚效应内生地决定地区间效率与收入的差距，人口因地区差距而流动时，也将通过集聚效应驱动新的人口流动。从集聚效应出发，现代区域经济理论既可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分工，也可以分析人口分布的空间均衡，从而弥补传统人口流动理论的不足。亨德森(Henderson)最早将集聚效应(向心力)和拥挤成本(离心力)互动过程中城市最佳规模、城市分工与城镇体系形成的思想模型化[2~4]。藤田长久(Fujita)等人也系统论述了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单中心城市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5~6]。华尔兹(Waltz)、鲍德温(Baldwin)、布莱克(Black)、藤田长久等还构建了伴随人口流动的多区域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口分布也是内生决定的[7~10]。

集聚效应被看成区域经济的“三个基石”之一[11]，但是，关于集聚效应的性质和来源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强调外在于企业、内在于产业或区域的溢出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并进一步区分了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前者是指“相互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形成的综合体”为本地企业创造的生产合作优势，又称“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指“巨大城市聚集体的组成要素”，又称“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12]。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也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关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马歇尔提出三个方面的收益: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雅克布斯(Jacobs)强调了多样化集聚在促进新思想产生方面的特殊作用[13]。卢卡斯(Lucas)进一步指出，城市在创新和学习方面的优势不仅表现在重大技术方面，也表现在各种技能和一般知识的产生、扩散与积累等方面[14]。杜兰顿(Duranton)等从共享、组合与学习三个方面概括了外部性产生的微观基础[15]。总体上，外部规模经济对应于米德(Meade)所提出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作为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出现[16]，也是唯一因企业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性而产生的外部性[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