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的 数据，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41亿，全国每6人中即有1人是流动人口。从整体规模上看，流动人口总量自2015年起进入调整期，由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80后”“90后”新生代逐渐成为主力军。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区域政策环境、户籍制度改革、临时性返乡等诸多因素有关，鼓励返乡创业、非户籍人口城市落户等均会对人们继续流动的意愿造成影响。

虽然近年来流动人口整体规模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但这一群体的本地融入需求却有了明显增长。2019年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下简称《报告》)显示，流动人口平均留居时长从4.8年增加至5.7年。同时，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明显，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超过2.5人，有超过半数流动人口有长期在流入地居住的打算。

《报告》主编、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主任肖子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促进流动人口结束“流动”状态、帮助其尽快融入当地社会是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报告》课题组发现，从经济角度来看，流动人口在城市仍处于“立足未稳”的阶段，消费也只大致处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发展性和娱乐性消费较低。

在当前激发、释放消费潜力的政策背景下，哪些因素影响了流动人口的消费意愿?如何才能使流动人口家庭能消费、敢消费?澎湃新闻()就以上问题采访了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费舒澜，她与两位硕士研究生于8月发表 论文，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以养老保险为切入视角，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费舒澜认为，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水平较低且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与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全、养老金待遇较低等因素有关，完善面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制度能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意愿。

澎湃新闻: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相比，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吗?

费舒澜: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相比，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水平更低，而且结构更加单一。具体来看，食品支出占比更高，比城镇居民家庭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文教娱乐支出占比更低，比城镇居民家庭低6个百分点;流动人口的耐用品消费也更少，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

其实，在国际上，流动人口被称为移民，这类群体的消费水平比本地居民更低是一种普遍现象。首先，比起本地居民，移民在流入地会在就业和收入上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会促使他们“有钱不敢花”，除了食品、居住等一些刚性支出，他们会尽可能减少文化、教育、娱乐等方面的开销，并且要为预防未来可能存在的失业、生病等风险储蓄，这就是“积谷防饥”。

而且，流动人口像候鸟一样在打工地和老家往返，外出工作的目的就是打工挣钱，挣的钱还要寄回家补贴家里的老小，因此少花钱、多寄钱的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全世界有超过2亿的国际移民，一般都是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前往发达国家打工，他们寄回母国的钱，英文叫Remittances，甚至是母国收到的国际援助的3倍之多，平均每个国际移民 每月会寄200美金回家。

回到中国的制度环境，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消费会起到抑制作用。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一项人口登记与管理的制度安排，还隐含着公共服务分享的权利，涉及入学、考试、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流动人口的“落户难”增加了他们工作的不稳定性，从而增强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他们在本地的消费。

2014年开始的 户籍一元化改革通过剥离户籍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含金量来提升全体居民的福祉，这对于促进流动人口消费具有一定积极影响。

澎湃新闻:当前流动人口的消费是否还存在增长空间?流动人口消费对中国市场的意义是什么?

费舒澜:流动人口的消费目前仍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2019年中国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6.9%，如果他们的消费水平平均提高10%，就可带来GDP千分之五的增长，所以说激发流动人口消费是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手段。

流动人口是未来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来源，他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城市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又会增加居民收入，收入提高了，消费也会有所增加，整体是一个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