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承接“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关键节点。因此，人口结构转变—低生育率、老龄化和人口红利衰减等关乎人口长期均衡及人口安全的议题，始终是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吸引着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为了积极应对当前人口形势的新挑战，“十二五”期间，人口政策也在进行着积极的战略调整：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单独二孩”试点工作；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标志着户籍制度进入全面改革阶段；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并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新的人口形势进一步提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与此同时，学界在应对新的经济形势下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生育水平、流动人口等问题时，对如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社会与人口均衡发展，也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近年来，相关领域中涌现出了诸多优秀成果，推动人口学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

整体而言，2015年中国人口学研究集中在生育行为和生育政策调整、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人口与经济等方面；对于健康、大城市人口调控、城镇化等领域也有聚焦性的关注。

生育专题的研究承继了以往的重点，包括生育政策、生育行为(意愿)和生育水平评估等。由于“单独二孩”政策的进一步实行以及“普遍二孩”政策的放开，生育政策调整引发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1.生育政策

2015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个年份。因此，针对生育政策的探讨，更多是针对“单独二孩”政策的评估，进而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调整进行前期摸底。在生育政策效果的评估和讨论中，存在基本“符合预期”和“遇冷”两种观点，亦即：“单独二孩”申请量是否符合预期，目标人群是否可以确定，每年新增人口的总量如何评估等。

结合“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以及未来短期内中国生育水平发展趋势，支持的观点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基本符合预期，总和生育率仍有回升的潜力，[1- 2]来自部分医院的统计数字也体现相似结论；[3]加上早婚早育的婚育观念、妇女生育水平以及时下宏观经济环境造成的地区差异，得出“生育危机”的结论还为时尚早。[4-5]相反的观点则对“单独二孩”政策的执行效果持质疑态度，认为政策调整并未带来出生人口大幅增长，只有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才能缓解潜在的人口风险。[6-7]人口发展相对于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加之高生育成本和低生育意愿，应尽快缩短“单独二孩”向“普遍二孩”的政策转变时间。[8-9]针对单独夫妇申请数、怀孕数的统计分析结果也表明：全国及各省在2014-2015年，申请数逐步下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生育堆积现象；[10]在经济和人口“新常态”下，生育政策应根据当前国情和客观的人口规律适时进行调整，[11-12]实施“普遍二孩”是利国利民之举。[13]

同样，生育政策在调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讨论的焦点。第一，计划生育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只调节数量忽视人口年龄结构，这导致了严重的人口结构老化失衡。[14]而宏观人口模型不能客观反映出数据、模型以及样本采集方法等存在的矛盾和偏差，因此不适合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但采取仿真模型可以解决数据质量带来的问题，并对人口政策调整效果进行有效评估。[9、15]第二，生育政策需要反思的关键问题不在技术层面，需要从价值层面进行重构，[16]真正关注人文和观念层面的因素。尤其是出生性别比的矫正，更需要从转变男孩生育偏好着手。[17]结合国内实际并借鉴国际经验进行分析，当下生育政策调整思路存在偏差，需要进行长时段的观察评估。[18]

2.生育意愿

对生育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实际影响。政策调整后二孩的生育意愿仍然较低，且生育意愿低于更替水平已成为常态；加之男性生育偏好，使得生育数量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19]抽样数据也显示：全部人口二孩终身生育意愿稳定在55%左右，超过40%的单独育龄妇女倾向不生二孩。[20]中国目前意愿生育率在1.86左右，即使完全放开，2014-2020年的年增出生规模也不会超过324万。[21]此外，生育意愿与受教育程度呈现负向关联；[22]生育观念、性别选择等因素也与之存在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