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启了“中国之治”新篇章，在民族复兴与大国治理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站在“中国之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人口研究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新需求？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如何构建更高水平与更契合时代发展的人口研究作为治理基础？本文认为，明晰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历史定位、支撑条件、重要议题是在“中国之治”时代背景下推进人口治理的重要前提条件，构建适应“中国之治”的人口研究综合体系是推进人口研究学科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历史方位

（一）“中国之治”的历史表征与时代内涵

“中国之治”是指新中国成立70 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治理体系和大国治理道路[1]。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和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赋予了“中国之治”新的时代内涵，开启了“中国之治”新篇章与新境界。

人口研究是大国之治的一项重要基础。人口治理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推动人口均衡持续发展，确保人口经济社会协调运行及超前应对人口风险与问题的过程与机制。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挑战。人口治理是“中国之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治理内容。积极应对新时代人口新问题，妥善处理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新矛盾，全面协调人口、经济、社会、技术等之间的新型关系，始终是我国国家治理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的重大社会议题。在“中国之治”背景下，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人口治理面临的新挑战，转变中国人口研究传统思路，构建新时代人口治理新体系，开拓新时期人口研究新格局，推动中国人口研究新进程，既是新时代中国人口研究发展新趋势，也是“中国之治”的现实要求。

（二）中国人口转变的动态趋势和阶段特征

回顾中国人口转变过程，把握人口转变阶段特征，是准确定位“中国之治”背景下人口研究历史方位的前提条件。综合而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人口转变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1970 年左右是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人口转变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工业化产生较大压力，马寅初于此期间提出“新人口论”[2]。从1970年左右至2000年是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的人口转变关键阶段。此时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2000年后是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鲜明特征的人口转变完成阶段，社会经济因素成为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保持低人口增长率的态势下，新时代背景下的人口年龄结构也逐渐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根据联合国《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的有关数据，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将不断减少，老年抚养比最终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人口红利”进入下行通道。从2020—2050 年，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将伴随着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2020 年之后，我国将从老龄化社会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并预计于2035 年前后迈入超老龄社会。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龄化程度将达到历史顶峰，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预计突破1亿规模，长寿社会终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形态[3]。

在此期间人口负增长趋势开始显现。在保持当前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在2025—2030年间中国人口规模将达到历史最高峰，之后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且人口负增长一旦开始便会持续加速[4]。与此同时，适婚人群的婚恋心态也在发生变化，结婚率将持续走低，低生育意愿逐渐常态化、稳定化。受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人口向超大城市持续集聚，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并存，区域间人口发展不均衡现象仍然突出。综合来看，在“中国之治”的进程中，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人口风险与治理挑战，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定位，创新以往人口治理思路与治理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