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人口学是以方法见长的学科，方法发展史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学科发展史。人口学方法的传承遵循两条脉络。一条可追溯至1662年格兰特(Graunt)发表第一部人口学著作《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这条脉络沿着纯人口学(pure demography)或规范人口学(formal demography)的路径，从死亡现象出发，聚焦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使用特定的人口学概念、测量指标与人口统计学方法进行人口分析(demographic analysis)。另一条源自1798年马尔萨斯(Malthus)经典著作《人口原理》发表后开拓的路径，通过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算术级数增长的不均衡表现及结果，激起了学界对人口过剩问题的争论，揭示了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条脉络注重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及其变迁与社会、经济等人口系统外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吸引了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用各自的学科视角与方法进行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

人口分析与人口研究也被认为是广义人口学所包含的两个方面[1]。其中人口分析的历史更为悠久，方法经典且面对新问题正不断深耕并寻找突破点；人口研究的领域更为广阔，方法集采众家之长、颇具海纳百川之气势。两个方面并行不悖，使人口学方法呈现出经典与现代、内敛与开放共存的特点。

中国的人口学学科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但起点不低，一直比肩世界人口学前沿；加之中国丰富多彩的人口现象和独具特色的人口问题，为人口学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进入21世纪，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如何透过现象深入本质，如何着眼当下展望未来？“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有效的方法是破解迷局、打破迷思的必备工具，为此对既有方法进行梳理和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人口学方法传承的两条脉络为基础，分别从人口分析和人口研究两个方面，关注人口学方法的应用现状及其应对人口形势需求而发生的演变，并以此透视中国人口学学科的发展。

二、聚焦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人口分析方法独特且具有强大生命力

人口分析是人口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基于人口数据，构建比、率等指标；关注人口规模、分布、结构及其变迁，以及死亡、生育等人口事件在不同规模和结构人群间的表现与差异；探索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预判人口发展趋势，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是人口分析的主要特点。

从学科发展来看，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一些文明古国就开展了人口统计实践活动，但多仅限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基本特征(如年龄、职业、健康状况、户籍身份等)的调查与登记，服务于国家财富掌握及征兵、赋役等国家管理事务，罕有人对这些数据进行系统分析。1662年格兰特基于英国几十年的人口统计资料进行潜心研究，发现了出生婴儿性别比、死亡年龄模式、城乡死亡率差异等人口结构和分布特点，编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反映人口生存和死亡规律的死亡表(death table)，并根据出生和死亡资料推算出人口总数，奠定了人口统计学的基础，也提供了人口分析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1.数据可得性及其质量是人口分析方法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

人口分析离不开人口数据，其中最基本的是分性别、年龄别人口数，以及各类人口事件特别是死亡和生育事件的发生与分布，因此数据的可得性及数据质量就成为人口分析方法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

目前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据主要来自人口普查、抽样调查和人口登记系统；普查和抽样调查一般获得反映人口现状的静态数据，动态连续的人口事件发生数往往需要依靠登记系统获得。不同的数据来源所对应的人口分析指标和方法有所不同：静态数据一般用于构建比和比例指标，揭示人口现状与结构；动态数据一般用于构建率指标，与时期长度相结合，计算人口事件的发生强度和水平。开展人口分析的权威数据首先来自普查。中国的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不仅第一次采用了电子计算机技术进行数据的储存和处理，还首次邀请了国际专家共同研讨数据的开发与使用。此后，每一次人口普查前后，关于普查技术的改善建议和数据质量的评估分析都会集中涌现，使中国人口普查内容不断丰富、技术不断提升。1990年普查首次增加了迁移流动相关项目；2000年普查首次采用了长短表相结合和光电录入技术，并增加了住房相关项目；2010年普查首次增加了针对港澳台和外籍人员的短表。学者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汇总表数据和提供的普查抽样数据，对普查时点的人口状况、普查期间的人口变化等进行多角度分析。随着抽样调查技术的推广，全国性和区域性人口专项抽样调查层出不穷，推动着人口分析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