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晋商作为特殊商业群体从起源、发展壮大、到最后没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商业活动史上留下了极为浓厚的一笔。“汇通天下，通达九洲”是其突出代表，山西人善于理财经商的名气影响了整整几代人。为什么山西会产生晋商这个群体?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军事等，其中地缘、气候及农业、人口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1 特殊的地缘因素造就成功之道

山西地处太行山以西故名山西，北部与内蒙、张家口等游牧民族地域交界，西部与西北诸省连接，东部南部与河北、河南接壤，一直以来都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屏障，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明朝中国政治中心从南向北移动，北京成为中国政治中心后，山西的地理地位更加突出，无论在军事防御上，还是贸易交流上都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这决定了山西成为加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贸易交流、商品流通的重要通道。尽管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战争不断，但这种互补型需求决定了双方贸易一直保持下来。明朝建立以后，山西北部以长城为界，双方在长城脚下开展贸易，更是刺激了山西商人与外蒙的物资交流。明朝政府出于巩固边防和解决军需供应的需要，大大强化了自宋代以来的盐引制度，地理的优势使山西商人有机会参与到与少数游牧民族的边境贸易当中，晋商作为一个独立的商业群体出现在中国商业史上。清朝以后，随着蒙古等少数游牧民族纳入中原版图，山西商人的足迹开始走向草原腹地。当时出口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今天归属朔州市右玉县的杀虎口和河北省张家口市，史称西口和东口。明以来，山西形成了以太原为中心，包括平阳、蒲州的三大商业中心城市。内陆货物从中国东南经水路到达湖北、河南等地，经旱路运至山西东南部入晋，后贯穿山西经雁门关后分成两路，一路经西北新疆至中亚各国，一路经张家口过外蒙至圣彼得堡。(图1)当时晋商借助地缘优势，基本控制了两口的贸易交流，主要范围包括今天的内蒙、陕西、甘肃和宁夏一带。

图1 清朝山西商人之商路示意图

明清时期中国实行“海禁政策”，受到维护自身统治和“重农抑商”传统农耕思想的影响，明清统治者多次下达禁海令，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和交流规模，使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交流出现严重阻碍。清代特别是康雍乾三朝更是将海禁等闭关锁国政策发展到了顶峰。与此同时，明清时期中国东南部手工业规模较以往有了极大提升，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国内对产品的需求有限，导致东部生产商品无法充分消化，商品急需找到可靠的输出地。十八世纪中俄结束边境争端，双方商定开放位于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市场，对于此处边贸双方政府均给予相当大的优惠，使得恰克图成为中俄边贸的最重要市场。晋商抓住了该市场的控制权，据不完全统计恰克图市场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进出口总额已达2,868,333卢布之多。正是把握了恰克图市场的控制权，晋商分号远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主要有恒隆光(祁县乔家)、锦泰亨(太谷曹家)、大德玉(榆次常家)、大盛魁(祁县史家)等名闻山西的商贾大户。可以看出晋商之所以兴起，特殊的地理位置是重要因素。

2 不太温和的气候条件和脆弱的农业造成晋人多从商

山西地处我国内陆，山地和高原占全省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境内沟壑众多，山高坡陡，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态势，全省各地气候差异很大。受太行山脉阻挡，温湿气候难以进入山西腹地。温差大，冬春寒冷干旱，夏秋多雨易涝，这种条件对于农业影响很大。从影响农业的降水量来讲，全省降水量总体在400—650毫米之间，而且分布极为不平衡，西北少东南多。同时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森林覆盖面积小，水土流失严重，这对于农业生产极为不利。

因地处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融地区，山西一直是边关要地，战争频发对农业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正常的农业秩序常被战争所打乱，这是相对其它中原内地省份所没有的情况。因此，山西农业的发展相对稳定阶段是在明代以后的事情，因明朝强大的中央政权和山西北部蒙古游牧民族的进一步没落，使地处边塞的山西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此时农业得到发展，具体表现在农业人口的迅速增加，到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省农业人口达532万人之多。但明末大乱，农业人口锐减，农业生产严重倒退。清初政府实行“圈地”政策，大量的农业土地被划为“旗地”，原本从事农业的人口失产失业情况加剧，山西人口进一步向商业领域流动。山西人多经商的情况从清代税制改革中可见一斑，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废除实行了上千年的人头税，推行“摊丁入亩”制度，全国其它省份陆续推行，但山西在乾隆时期才开始实施直到道光二年(1822年)基本实行完毕。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山西外出经商人数众多，只征地税不仅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利于实现“均平税赋”，清政府在山西长期实行“丁粮分办”政策，可见当时晋商人数之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