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城市化演进规律才能使城乡共同受益

云南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罗淳在2013年第5期《人口研究》上发表题为“中国‘城市化’的认识重构与实践再思”一文，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在城市化的实践中大步前行，且受益颇多，但对城市化的认识始终纠结在人口、户籍、土地等要素的流变冲突与调控矛盾中。结果是，即便在官方文本中，在关于“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样的基本概念方面，都不难发现表述上的混用，而学术文献中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与模式选择，内容与形式统一、阶段与层次协调等方面的纷争更是一直未曾平息。研究表明，在城市化初期阶段，人们追求的是经济福利，如收入增加、生活改善等，进入中期阶段以后，人们开始关注公平正义、文明自尊等社会境遇，因此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内涵着不同的城市化特征。

作者还认为，在尊重城市化演进规律与认清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必须充分正视并妥善处理好如下两个关系，才有可能把握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正确导向，使城乡人民都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共同受益。一是城市化的阶段与层次协调。在城市化空间格局上，针对不同区域条件与时空差异，谋求差异化的城市化演进模式与多样化的实现路径。必须明白，城市化的推进需要循序渐进，不一定非要“一步到位”，但却需要“稳步上位”；城市也并不总是要争相“做大做强”，但却值得努力“做精做细”。这样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二是城市化的内容与形式统一。在城市化演进过程中，必须改变人口城市化超前非农化的发展态势，应始终坚持非农产业培育引领下的人口空间聚居，以非农化带动城市化。同时要坚持“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和现代文明向周边农村延伸。如此，“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就不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或一个众人期待的愿景，而将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为全体国民所共享。

应对西方“再工业化”的经济、社会、政治三大战略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黄建安博士在2013年第5期《浙江学刊》上发表题为“压缩中谋延伸：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趋势下的浙江基本现代化”一文，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工业化”所带来的国际劳动分工结果是：发达国家拥有高科技、高利润、节省资源、节省劳力、对污染环境较少的产业以及高科技产品的研究开发部门；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拥有低技术、低利润、耗费劳力、并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业以及高科技产品中低端技术附件的生产和成品组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反思“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再工业化”发展战略。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挤压了我国经济的生存发展空间，加剧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危机，大大增加了我国在迈向基本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为此作者认为，必须积极应对，压缩中谋延伸，通过自身努力，改造时空条件，拓展发展空间方是根本出路。如此，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发展回旋余地大的特点，继续推进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经济方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抢占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有利位置；社会方面，加大科技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中产阶层人口比重、扩大内需、降低外部依赖、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政治方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这都是新形势下城市在压缩中谋求延伸的题中应有之义。

九大因素影响城市的金融产业集聚发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李大垒博士在2014年第1期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城市依附、社会嵌入与金融产业集聚——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一文，指出随着世界各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产业集聚这种原本在制造业中繁荣发展的经济现象逐渐渗透进入服务业领域，特别是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跨国金融公司和本土金融企业总部的特定区域集聚现象日益明显。通过实证分析及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工业产出水平、商业销售水平、财政支出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位于东部地区八个变量对一个城市金融产业集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储蓄水平对一个城市金融产业集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位于中部地区这一变量则不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九方面因素。